墨子九距之。公输盘之攻械尽，子墨子之守圉有余”。公输盘认输了，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。

　　同时期的齐国相国管仲则提出著名的“四民分业论”，即“士农工商”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，分别培养，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。对于工匠，他的建议是：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，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，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，估量它们的用途，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。

　　意思是“旦暮从事，施于四方，以饬其子弟，相语以事，相示以巧，相陈以功”。年少时就学习技术，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，不再见异思迁。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，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。这样一来，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。

　　如此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，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，不利于阶层流动。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，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，父子相承、兄弟互助，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，即“相语以事，相示以巧，相陈以功”。

　　然而，从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开始，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，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。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，以士治国。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。而工匠如管仲所言“群萃而州处”，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，不利于统治。

　　在此长达两千年，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，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。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，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、制造器物，需要货物的流通，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。可以说，中国的工匠和商人，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。

　　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，使得普通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，促进了社会平等，阶层流动。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。赵昺以为科举制的兴起，使工匠群体被日趋边缘化，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。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人的思想。

　　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成为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，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”成为了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标准。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，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，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。

　　显而易见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，应考，当官。而去做工匠的，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——如果家有几亩薄地，能够好好当农民，便很少去当学徒，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。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，手头宽裕了，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，参加科考，脱离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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